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痛感于极端民族主义给国民带来的无穷灾难，提出以自由主义和“新启蒙”来赓续“五四”精神，反思民族主义造成的教训，但知识分子的这一义举却最终归于沉寂，不了了终。启蒙尚未成功，狭隘民族主义却甚嚣尘上，它妄自尊大，排斥民主文明，开出了一朵巨大的民族仇视的恶之花。民族主义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又有学者勇敢而盲目地断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1]；1996年一本草草拼凑的狭隘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2]疯狂畅销，关注民族身份的“后殖民”理论一时成为显学，国人开始谨慎地改称“中文”为“汉语”，国外汉学家的地位显著上升，跨国写作开始流行；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爱国、进步”突然作为一种光荣传统高踞“民主、科学”之前成为“八字口诀”……这一切无不与对“民族认同”[3]的强调有关。

　　在一些民族主义者那里，仿佛社会不公正，收入不平等，腐败严重，司法、市场等方面受权力干扰控制等诸多弊病都可以通过弘扬民族主义轻松解决。透过这一窘境，我们看到，目前世界局势发生的最大变动并不是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社会内部“民族异化”[4]的最终形成并在话语上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作为一种观念性存在，文化民族主义缘于民族的文化困境而发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焦虑。它发生于社会政治与民族文化的危机和困境下，它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以此作为民族或国家认同和核心依据，以期民族文化的重建和国家的富强。对“民族认同”的强调遮蔽了剧烈而惨痛的分化过程。优秀民族和劣等民族被迫各就各位，各民族（种族）间不公正问题异常突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动被视而不见，只被少数社会学家关注到，而关于民族分化问题的讨论也从未能成为一个公共性话题。这表明，即使在优秀民族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分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刻，他们运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惯用伎俩完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翻转。

　　“民族主义”，即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英国学者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指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5]

　　实际上，从文化层面来看，民族不过是文化传播的副产品。民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族作为人类群分的重要标准，它在文化建构方面提供了天然的土壤。有了人，也便有了文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一定人们的共同体。严格地讲，民族是历史文明最好的现存证明。在它牢固的基石里，人们开始寻求民族精神、民族意识，甚至公然演化为民族主义。优胜劣汰的民族选择开展得旷日持久，方兴未艾。我们在瞻仰、崇敬，进而模仿民族英雄的同时，有些东西不知不觉地渗入我们的肌体——民族精神。延续民族传统的意识形态被更为完整地传承，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它始终象征着某种强制的文化，某某主义的广泛流传造成了现行体制下的民族特色。诚然，笔者不是要对民族存在的意义横加批判，相反，正是想通过对民族进行解剖，从而发现一些民族成分里良性发展的部分，使之变得更为稳固。

　　“民族精神”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具体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言，对它的界定可能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导致不同的精神定位。不过，撇开那些相互抵牾之处，有一种学界基本认同的共识，即以实用理性、宽厚仁德为特色的儒家文化是塑造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源泉。至于何谓“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曾这样解释：“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6]换言之，实用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注重事物的使用价值，看重此岸世界、轻视彼岸世界的生活态度。在这种生活态度的影响之下，中华民族普遍较多地关注人世伦理、日常用度，较少地耽于冥思玄想。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宗教观，乃至政治观事实上都带有较浓的本民族的实用理性色彩。譬如在宗教观方面，由于在实用理性的影响之下的中国人极少关注相对于此岸世界的彼岸世界，所以很难产生基于彼岸世界的真正信仰。正因为此，我们所说的宗教信仰大多不是因“信”而信，即因为宗教是真实的而相信；而是因“用”而信，即因为宗教是有用的而相信。这是隐喻的，是静默着支配民众的民族主义。

　　不容否认，中国是被动地纳入现代化进程而渐渐进入世界视野的。外族强势力两的入侵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最大背景。

　　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它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在现代追求进步与解放、批判专制与愚昧的图腾——一个蕴涵着凤凰涅磐意味的符号，进而发展为抗战时期高度一致的精神特征。我们强调“民族的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可分”[7]，民族精神的存亡与中华民族的存亡是不可分离的同一件事。如果说在抗战爆发之前，人们将民族精神仅视为救济道德的一种手段的话，那么在抗战爆发后，我们便自觉地将民族的延续作为了头等大事。这就是所谓的民族危机。哲学家贺麟在抗战的关键时刻写道：“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8]

　　“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虽产生于欧洲，但不能认为只是局限于欧洲中心的历史叙事，对它的理解应在具体的历史中来进行。它首先应该是一个有明确方向性的时间观念：单向的在时间轴线上的向前与不可逆回；其次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社会状态：独立的、富强的、进步的新型民族国家。另外，不能以独断的模式来运思，应采取多元主义的态度对待改造社会状态的道路和方法，也就是“现代化”的问题。那么，在现代文明日益泛滥的今天，到底是民族复兴决定民族意识呢，还是民族复兴直接缔造了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用以排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存？我同样怀疑是否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民族传统。就我们的生活而言，民族文化正以一种近似变种的繁殖方法进行异化传播。它不仅跳出了纯血缘关系的“部落”，开始向毫不相关的深层领域（政治生活）延伸。它突破了单纯通过血缘传递意识的禁区，成了经济全球化下最为理想的道德样本，再现了民族精英选择与被选择的命运。这种方式看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其实这是一种变态的狭隘。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侵略、欺凌，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觉醒、高涨，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民众麻木、偏狭、无知和非理性的思维中，民族主义开始借尸还魂，往往表现为自发的、抗拒不正义的外部侵略的群众潮流，然后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冒险行为的马前卒，最后被抛弃和牺牲。纵观历史，统治阶级、政府和政党在争夺权力时经常打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把“爱国”的口号据为己有，但他们实际上把一党一派一己之私利看得高于一切，明面上摆出民族利益代表的姿态，暗中却干着藏着排除一切、唯我独尊的野心的勾当。同一民族的人越发不单一，除了祖宗正统的民族主义，所谓民族特色其实一无是处。为了抵抗这种窘态，狭隘的民族主义由此诞生。

　　中国人至今仍自豪地向世界宣称自己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民族，并数以屈原、文天祥一类忠臣才子来极力推介这种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寻求民族英雄，这已经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所从事的形象工程。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民族名人经过重新阐释，有的变成了万人景仰的民族英雄，有的则成为沉痛追慕的道德风范。这两个系列正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子孙。可悲的是，当我们正模仿文天祥的誓死不屈时，没有人去想零丁洋里是何等的萧索。更有甚者，文革期间学人郭沫若把李白的故乡考证为中亚碎叶城，即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南8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以便证明近代以来列强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种奉旨考证正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强硬使命和最高宗旨。面对这一“史实”，有人欢呼雀跃，叫嚣着民族主义无坚不摧的口号；也有像顾颉刚这样的学者始终保持操守和缄默，他没能获得郭氏的殊荣，他的沉默就是最高的蔑视。

　　在“爱国”的呼声下，众多民族萌生了争夺最广生存空间（资源），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权威）的念头。这原是人的天性，因而在突破本能限制的思想支配下，人类顺其自然地起草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从肉搏到刀箭相向，从毛瑟枪到原子弹。在无法逾越的潜规则里穿行，任何一个博爱的民族都不能容忍异族的侵略，他们终于意识到，“铁路就是铁路，它只有作为被轮子打磨得闪闪发光的铁轨，而不是锈迹斑斑的钢材，才会具有价值”[9]于是众民族纷纷用隐喻的方法教会自己的子孙用自身最强大的力量去抵抗，去杀人。人类总是逆来顺受地经受着一种叫做“征服”的自强教育，“踏平××”、“让××地成为××民族的牧场”一类暴力言语成了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煽动、鼓吹人民发动战争的誓词。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利用这一事件发展到了极致。两次世界大战好像就在昨天，那里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城市变成荒原，村庄尽被践踏。这都只是人类战争史上凤毛麟角，难怪历史的长河总是泛涌着难以计数的尸身。两次大战塑造了一群持有杀人许可证职业刽子手，他们正抓紧训练，为的是在振臂高呼民族存亡之时把利刀刺进敌人的心脏。有几副在民族主义喧嚣中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面孔，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对本民族历史的体悟与反思、对本民族经历的苦难的痛心疾首、对本民族思想文化的敬重与推崇，他们的思想、不过是把杀戮、战斗之类的意识形态，以及周边全是敌对势力的受围困心理改头换面地变成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理论。实际上，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已显出了它的弊端，如中西文化比较中中国文化无上优越论，儒家文化中心主义，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人类的唯一希望等等宣示。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程。单纯肯定或否定中、西文化的取舍，绝不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中国所需的是多元主义的文化态度，在处理本位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时，所应有的是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立场。中国的文化有数千年的底蕴，无论何种外来的思想和文化，要想在这块土壤上长久驻足并产生影响，必须坚持本民族地位的前提，经过吸收和改造的过程而融入其中才行。文化的发展靠的不是暴烈的手段，而是孕育，孕育是一个理性的融生化育的过程，这样的产物，才是发育完整而最有生命力的。

　　这就是严峻的民族主义，仿佛是一个民族维系生存不得不学会的本能。纯粹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今天，早就摆脱了所谓“博爱”的束缚，这种针对“国”的情感逐渐被来自“家”的行为主义所取代。几乎在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正上演着一场个人主义、民族主义泛滥的“家天下”。除了自己，人们不再关心其他民族的生存，不再理睬睦邻友好，不再对通婚和平这些古老的陋习感兴趣；他们在乎的是，本民族（自家兄弟）的生存权利和生活质量。于一个民族而言，他们活着，只能算是另一个丑陋的存在。他们幻想只有自己存活的时代是美丽的历史，可是这种狭隘也许只能成为死去，伴随着被戕害的眼睛。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他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几乎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大汉主义和本乡主义等多重身份。显而易见，宣扬“某某民族世界第一”的分子就是这个时代最为危险和不可救药的出轨者。民族主义——更多人喜欢使用“民粹主义”一词，一个从世界各地涌现的世纪末话语同盟，现已成为美国主义以外最重要的精神事件。这是20世纪晚期全球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变化：权力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正在分解人类版图；而全球资本和经济一体化则企图重组被分裂了的世界。这个矛盾呈现为两个层面的互相逆反和强大脉冲。全人类都为之受到震撼。“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民族主义”以小愤青的方式放弃了国际公认的人道主义——《日内瓦公约》的法理约定。人类的道德基准迅速堕落，许多“富有良知”的人转而为所有在“9·11”事件中伤亡的人（特指美国人）热烈叫好。权力及文化的多极化，导致民族主义的走火入魔，以至于对世界实施了有力的占领。近年来“9·11”的火焰早已灰飞烟灭，但是弥漫在大地上的气味却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大规模的幸灾乐祸。至此，国际冲突中的杀人与被杀之间仿佛达成了默契，逻辑上说，强者在使用明枪与暗箭吞噬生命时，他们一定以为这是一场代表正义的杀戮，而弱者——那些被杀的人则体现出毫无还手之力的呆滞与沉沦。由于这场全球性的广告，民族主义丧失了最后的道德王牌。当我们的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理性，人类狰狞的嘴脸便愈加嗜血。这是一种灾难，就在基地组织准备训练杀手的时候，那些杀手的家人正承受着无辜的、毫无意义的死亡，正如索尔·贝娄一书而言“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0]。

　　在这种民族强权悄然寄养的温床上，稍有知觉的人会猛然发现，抹煞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欢喜哀伤，与痛苦嬉戏，从人生屠戮的悲剧性中获得一种无限上升的精神享受，这只能是由民族主义悲剧艺术中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

　　因此20世纪以来的民族精神一方面在进行急速表面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却没有和本民族的传统做出应有的斗争，因而也没有真正向世界民族真理张开自己的怀抱；一方面民族精神在现代文化面前不断地丧失自己的个性和基础，另一方面是在自我狭隘的传统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在民族至上的陷阱里，对自我既顶礼膜拜又本能地拒斥，连同自己民族的胸怀一起拒绝。由此观之，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于生命的以存在论为基础上的民族精神显得非常必要，也许这是本世纪所有民族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  http://wenku.baidu.com/view/364f8368561252d380eb6ead.html.

　　[2]  宋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1996.69

　　[3]、[4]  王希恩.说民族认同. 肖勤福.学习时报[J].北京：学习时报社，第164期，2004.1.15.

　　[5]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86

　　[6]  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8

　　[7]  潘成菊、熊飞宇.重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系考辨[J].遵义：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3卷第3期，2011.6，14

　　[8]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7

　　[9]  于坚.滇越铁路记.正在眼前的事物[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189

　　[10]  索尔·贝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