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学“呈现了一个文学喷涌的局面，就像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它的真切、热烈、对社会的激情、对束缚人的灵魂、束缚人的思想的抗议和得到灵魂的解放的欢欣都一古脑的喷涌出来。”[1]。卢新华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伤痕》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这篇小说控诉了文革给人们肉体、精神上造成的创伤，是当时小说普遍书写的内容。主人公王晓华, 母亲被打成反革命后,就毅然和母亲划清了界限，这也是当时大多数青年共同的选择。不然，他将无法顺利入团、入党，以后的生活是没有前途的。粉碎“四人帮”后,王晓华被允许看望生命垂危的右派母亲。回去的路上，她开始回忆起从前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那时的她无忧无虑。转念又想到母亲被划为右派时自己如此绝情的划清界限,不免心痛了起来。她越想越难过,恨不得立即见到母亲。可刚到车站,噩耗传来，母亲刚刚去世,而她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作者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显然是对“四人帮”扼杀人性、人情的控诉,小说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可除此以外,这篇作品能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少之又少，因为它未深入到人的正常生活的层面和文化性层面上，因而显得肤浅。

　　在那个庞大的伤痕书写阵营中,王蒙却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貌合神离”。经历了十年动乱，复出后的王蒙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从1978 年到1980 年,他陆续发表了《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蝴蝶》等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触及到了许多敏感话题，引起了文坛的极大关注。在这些作品中，王蒙不像大多数作家那样通过展示苦难或竭力表现人们的忠诚,而是关注这些干部的内心世界,关注老干部复出后的权利再分配，以此来表达“文革”后依然存在的当权者与人民的隔膜问题。

　　年轻人的口气既缓和又礼貌，这种口气使张思远想起了昨天，想起了他有过的秘书和司机，想起了他的党龄和职位。‘这个——’他（张思远）把‘个’字拉长了声音，声音拉得长短和职务的高低常常成正比。他已经有九年没有这样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明天具有了向昨天靠拢的希望的时候他的声音立即拉长了，完全并非有意。他的脸刷地一红。”[2]当张思远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是官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有这样一种优越感，就很容易脱离民众，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转变的如此之快。王蒙的反思，意义已经不局限于“文革”，而是针对整个干部制度的痼疾。接着小说写到官复原职的张思远又悄悄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小山村,村民热切的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你现在高升？平安？到了北京？见过中央的那些领导人吧？可干部怎么不下来呢？过去每年冬天都要有人来,虽说有几次也乱整一气,但是我们还是想这些干部们,让他们来嘛,给山里人说说,世界上又出现了什么能人？出了什么新鲜事？”[3]这些问话里,既有对张思远亲密无间的寒喧,又有民对官的深切盼望，希望他们能听听民的心声。

　　同时作品还借助儿子冬冬和医生秋文两个反对者形象，表达了王蒙对官的怀疑和批判。冬冬曾对复出后的张思远说：“我现在不那么愿意和您在一起，一个原因就是您太爱对我进行教育。”[4]这其实正是表达了王蒙对权威和权威话语的某种不满。包括秋文的一番话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出自王蒙的心声：“瞧，您想的只有自己！官儿大的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是不是？您连一分钟也没有想到，您可以离开北京，离开您的官职，到我身边来，做我的参谋，我的后台，我的友人。是这样吗？”[5]这样造成小说中似乎有两个王蒙，一个是与党同心同德的作为革命者与领导干部的王蒙，一个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立场上的王蒙。正是这双重视角的相互交错、相互斑驳构成了王蒙的杂色与深刻。但总体来讲，现代知识分子这个视角在《蝴蝶》和王蒙此时的其他小说中都要弱于前者。所以，尽管王蒙理解冬冬的偏激，但他还是在小说中让张思远以自己的行动来纠正冬冬的偏激；尽管秋文在追求官民平等，但最终秋文要承认官比民重要。

　　又比如小说《悠悠寸草心》讲述了官（市委书记唐久远）和民（理发店吕师傅）之间的隔膜问题。小说较早注意到了复出后的老干部，能否重新燃起先前革命热情，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小说写到遇难时的唐久远曾与吕师傅大谈自己的“政纲”，而复出后早已把“政纲”忘到脑后。市委书记开始顾念自己的小家庭，想方设法抓住眼前利益，为儿女们大谋福利。当再次与自己救命恩人吕师傅相见时，他已经忘记了恩人的名字，不记得共产主义事业。我们不禁反思：经历了文革，唐久远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他的内心经历了几多挣扎，何以让一个坚定地共产主义者不再坚守曾经的信仰？小说中吕师傅不停地感叹，曾经那个与自己畅谈“政纲”的唐久远，我怎么不认识了。吕师傅的疑惑同时也是作者王蒙的疑惑，他通过吕师傅之口将自己的心声隐曲的表现出来。王蒙敏感的意识到这一定有问题，但并没有接着追问下去。他让吕师傅一味的包容，理解。在小说结尾处吕师傅还在不停地告诉自己：“我拥护老唐。那就得体谅人家嘛。三点“政纲”也得给人家实行的时间嘛……如果谁都不去接近他们,不去向他们说心里话,咱们这个国家,咱们亲爱的党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我的眼泪扑哒扑哒地落了下来。”[6]吕师傅之心何其多情，他是多么希望能和官靠近，多么希望我们的党能发展！不过这也同样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唐久远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和历史渊源的。王蒙只是点到为止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王蒙既要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还要坚持说真话，在这种两难处境中有点明哲保身的意味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曾在晚年的自传中写道:“都说一九七八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我从一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然而我必须夹紧尾巴，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7]从十年浩劫的梦魔中醒来，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也感到心有余悸、惴惴不安，所以王蒙在八十年代的创作并不自由和纯粹,小说的结尾往往有一个光明的尾巴。经过了八年右派斗争、十年文革动乱，王蒙学会了保护自己，不再苦恼，不再顶牛，不再较真了。再加上从小的少共身份让王蒙对党绝对的热爱和忠贞，在反思时缺少一定的力度。正如丁东描述的:“他不是像血气方刚的年青人那样奋不顾身地冲刺，而是像一个太极高手那样顺势发力，游刃有余。他绝不莽撞行事，不提可望而不可及的纲领。他不激昂，但许多真话从他笔下从容流出，一些禁区似乎在无意间被打破。”[8]

　　王蒙这一时期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敏感而尖锐的指出了文革后依然存在的社会问题，并通过公开的方式曲折的表现出来。同时他开辟了一片艺术的新天地，将反思的力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

  参考文献：

　　[1]王蒙.面对一种新的形势[J].文艺研究.1987,（1）.

　　[2]王蒙.蝴蝶 [A].王蒙代表作（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3.

　　[3]王蒙.蝴蝶 [A].王蒙代表作（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9.

　　[4]王蒙.蝴蝶 [A].王蒙代表作（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4.

　　[5]王蒙.蝴蝶 [A].王蒙代表作（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6.

　　[6]王蒙.悠悠寸草心[A].王蒙代表作（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37.

　　[7]王蒙.要快乐，也要小心[A].王蒙自传——大块文章[M].北京:花城出版社,2007:105.

　　[8]高增德、谢泳、丁东.话说王蒙[J].东方,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