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梁启超与其史学论著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他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学巨灵”，“现代史林泰斗”。1902年，梁启超发起了著名的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化。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很多方面，梁启超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梁启超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范围，突出强调了历史哲学的地位和良史的作用。他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所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哲理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1]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开始潜心史学研究，他的著述颇多，结集颇多，在近代鲜有人与之相比。梁启超的史学论著很多，他“流质善变”，其史学思想也是屡有变易，在他不同时期的论著中也有反映。到了20年代，梁启超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史学体系。1922年到1927年的几年中，梁启超先后以学术讲演的形式，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国历史法补编》（1926—1927年），《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1923年）等书。
　　二、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梁启超正是这一演变过程中的最关键人物。他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又提出一系列相关主张，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思想，初步形成了他的“科学史观”观点，其内容大致有一下几个方面：
　　（1）梁启超的历史观是建构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他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至于新史学的界说，则是：“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者也”。[2] 他用进化论观对照中国传统观念，并批评中国传统史观的“倒退论”和“循环史观”的不科学。“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之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无己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也，以其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3] 又说“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者也。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教迷信之论，尽失所据。”[4] 因此，只有历史进化论，才是“科学”的历史进化观。
　　（2） 梁启超寻求公理公例，因果关系的“科学史学”目标观。他认为，科学是寻求“原理”之学问，目的在于求得“公理公例”和“因果关系”，他引用培根的说法：“吾之所谓格物学者，在求得众现象之定理而已。”[5]他把传统史学的弊病归纳为“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6] 他把旧史学和新史学相比，并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代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只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代史家必探求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7]梁启超在历史研究中对“公理公例”“因果律”“因果关系”的探讨，正是其治史观上科学化的表现。
　　（3）在方法论上，梁启超追求科学的治史方法。科学的史学，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来保证在史学研究上，梁起超特别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方史学因为较早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进步较快，成就较大。为此，他还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的课程，大力推崇运用科学的方法收集，整理资料，撰写史书。并提倡运用自然科学中数理统计学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专门写了《历史统计学》介绍这种科学方法，并以此方法分析中国史书中的杰出人物的地理分布作为示例。
　　（4）梁启超提倡科学的治史精神。历史研究与研究主体是相关联的，史学家以何种态度和精神去对待研究工作，也是影响研究成果是否科学的关键性因素。梁启超首先推崇的是笛卡尔的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笛卡尔氏，谓凡学当以怀疑为首，以一扫前者之旧论，然后别出其所见，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实以数千年当头棒喝，而放一大光明而是以侍来哲者也”“所谓精神者何也？即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旁门户唾余之气概而已 ——，第一，毋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8]  其次，梁启超从清代学者的治学中挖掘出“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史学〉〉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1页
　　[2]梁启超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1902年版。
　　[3]梁启超《新史学》 【A】饮冰室合集[c]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梁启超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A】饮冰室合集[c]文集之六
　　[5]梁启超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说》【A】饮冰室合集就【C】文集之十三
　　[6]梁启超   《新史学》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7]戴逸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 》[j]   历史研究1998，
　　[8]梁启超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a]饮冰室合集三【c】专集之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