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 教育研究
Educational
Research
主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周期: 月刊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16开
ISSN: 1002-5731
CN: 11-1281/G4
邮发代号:
2-277
投稿邮箱:jyyj79@126.com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教育研究
创刊时间:1979
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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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雷雨》对《群鬼》的借鉴与超越
【作者】 陈富民
【机构】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
【摘要】【关键词】
【正文】 一九三四年,曹禺的话剧《雷雨》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从此,《雷雨》以强大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坛站定了脚跟,成为曹禺先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成为高中语文教材的经典篇目。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对其影响最直接、最突出的,当属易卜生写于1881年的《群鬼》。
《雷雨》和《群鬼》的主要人物大致是一一对应的:阿尔文先生是周朴园的原型,他们都是道貌岸然的酒色之徒;乔安娜是侍萍的原型,她们都是软弱可欺的善良女子;安格斯川是鲁贵的原型,都一样唯利是图和心术不正;欧士华是周萍的原型,他们都是遗传地继承了父亲劣根的花花公子,又都迷恋上了同母异父的妹妹而蒙在鼓里,最后都知道了真相,下场也很相似;而吕嘉纳则是四凤的原型了,她们都单纯又带有点虚荣且经不住诱惑。《雷雨》增加了一个周冲,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朝气;增加了一个鲁大海则让剧本有了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也赋予剧本以更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雷雨》与《群鬼》两部作品中的婚恋关系,都揭示出资产阶级青年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的无奈和彷徨,以及社会旧秩序对人性的泯灭。周朴园和侍萍、阿尔文与乔安娜的恋爱关系体现了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中想要拥有自由生活的希望是多么的渺茫。而周萍与四凤、欧士华与吕嘉纳的恋爱关系都是不合道德的乱伦关系,上一辈的罪孽在青年人一代身上体现和重复。
《群鬼》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作品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猛烈地抨击了社会上层人物道德的虚伪与堕落,荒淫与无耻,对于人的价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旧社会家庭中妇女的自由与独立的问题。《雷雨》的题材更为广阔,它暴露的问题不仅仅止于家庭矛盾,还通过旧社会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揭露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的矛盾,从而将家庭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在家庭矛盾中,这两部作品的戏剧力量都是以孤弱的个体对抗男权社会,争取自由、爱情的反抗精神,但同时也暴露了当时的社会对妇女权利与自由的重重阻遏,家长制社会对个人生命和人性的无情摧残。《雷雨》在塑造繁漪这个角色时,对《群鬼》有所借鉴。而《雷雨》超越性在于,“两戏的批判角度完全相反:《群鬼》是从反面,即主人公的逆来顺受展开批判,《雷雨》则从正面极写剧中人的奋力反抗。”海伦虽尝试反抗家庭压迫,但最终仍屈服在了强权之中,相对于海伦懦弱的性格来说,繁漪的身上体现出更加强烈的反抗意识。
《雷雨》中的周萍与《群鬼》中的欧士华相比,则更有着深刻地群体性民族文化背景。从家庭内部看,首先是父辈的重压和封建家庭的陈腐气息;从时代环境看五四个性解放的风气,在周萍这样出身富贵的青年一代身上,就算造就了冲破封建牢笼的勇敢与狂热,但还是一时热血冲动,往往变异为不负责任、不顾伦理的放荡胡为。家庭和时代环境影响,是他们变态心理的催化剂。在周萍身上曹禺寄寓了对民族性弱点的深刻思考,这是《群鬼》所不能及的。
《群鬼》是一部典型的家庭问题剧,它的戏剧冲突集中在海伦与阿尔文、曼德牧师的对抗,但《雷雨》的冲突还包括了社会劳工、阶级矛盾,它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在社会问题处理上的风暴中心集中在鲁大海的身上。鲁大海带领工人进行罢工的行为具有社会象征意义和指导的意义,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新旧阶级的对立,揭露了社会阶层的冲突,揭示了新兴阶级的觉醒和、崛起。这相对于视角仅限于家庭问题与妇女问题的《群鬼》来说,其现实主义的视域与力量要广阔得多。
在《群鬼》与《雷雨》中,性格悲剧的表现是极其突出的,造成人物悲剧性的因素除了家庭与社会的客观环境,究其本质还是人物性格上的缺失,反抗意志的脆弱,斗争力量的薄弱。在《群鬼》中,海伦在婚后一年便发现了丈夫的荒淫无耻,离家出走未果而回到家庭,逆来顺受地尽着一个妻子的义务。《雷雨》中的繁漪虽然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但骨子里仍是懦弱的,现代女性自由的先进思想对她来说反而成了唤醒内心渴望,却遭到现实反噬的毒药。她既有现代女性独立的可能,却又自绝于这种可能。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脆弱。周萍一方面与继母作情感的敷衍,另一方面又在四凤的身上释放自己真实的性灵,他想要离开繁漪却迫于繁漪的“淫威”,他想要与四凤私奔却又不愿放弃上流社会身份,他想要创立自己的事业却又挣不脱父亲的钳制,在周萍的身上,男人的懦弱与自私被表现得甚于女人,曹禺要表现的是普遍的人性缺陷造成了他们的悲剧收场。
《群鬼》与《雷雨》都呈现了命运的主题,但在戏剧情节上作了不同角度的处理。在《群鬼》中易卜生将命运的主题具象成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性格遗传,《雷雨》要表现的是超越于人物本身的不可抗拒的存在。《雷雨》的命运悲剧是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在父子相残、兄弟相争、兄妹乱伦以及看似具有偶然性的必然死亡结局,《雷雨》的戏剧探索表现了曹禺对他心目中宇宙神秘存在的憧憬,命运的不可预知与不可战胜,宇宙的无意志与无目的性安排造成了人的悲剧。
《群鬼》、《雷雨》都利用了“三一律”的表现形式,没有平行的故事和旁生的枝节,让动作集中,仿佛一气呵成。在艺术技巧上,《雷雨》借鉴了《群鬼》的封闭式结构,但复杂结构已经超越了《群鬼》的单一矛盾线索。在戏剧矛盾冲突的安排上,《群鬼》中对抗人物关系主要由阿尔文夫妇的冲突来承载,单一而平面缺乏戏剧张力。《雷雨》的对抗性人物关系复杂多样,富于变化,较之《群鬼》广阔得多,也立体得多。这样的安排,可见曹禺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观察、对民族心理的把握是细致入微的。
《雷雨》的多线条复杂模式有效地营造了广阔的阅读空间,使得作品的辐射面更为广阔,揭露问题更加深刻。由此,达到了相应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
《雷雨》和《群鬼》的主要人物大致是一一对应的:阿尔文先生是周朴园的原型,他们都是道貌岸然的酒色之徒;乔安娜是侍萍的原型,她们都是软弱可欺的善良女子;安格斯川是鲁贵的原型,都一样唯利是图和心术不正;欧士华是周萍的原型,他们都是遗传地继承了父亲劣根的花花公子,又都迷恋上了同母异父的妹妹而蒙在鼓里,最后都知道了真相,下场也很相似;而吕嘉纳则是四凤的原型了,她们都单纯又带有点虚荣且经不住诱惑。《雷雨》增加了一个周冲,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朝气;增加了一个鲁大海则让剧本有了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也赋予剧本以更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雷雨》与《群鬼》两部作品中的婚恋关系,都揭示出资产阶级青年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的无奈和彷徨,以及社会旧秩序对人性的泯灭。周朴园和侍萍、阿尔文与乔安娜的恋爱关系体现了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中想要拥有自由生活的希望是多么的渺茫。而周萍与四凤、欧士华与吕嘉纳的恋爱关系都是不合道德的乱伦关系,上一辈的罪孽在青年人一代身上体现和重复。
《群鬼》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作品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猛烈地抨击了社会上层人物道德的虚伪与堕落,荒淫与无耻,对于人的价值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旧社会家庭中妇女的自由与独立的问题。《雷雨》的题材更为广阔,它暴露的问题不仅仅止于家庭矛盾,还通过旧社会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揭露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的矛盾,从而将家庭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在家庭矛盾中,这两部作品的戏剧力量都是以孤弱的个体对抗男权社会,争取自由、爱情的反抗精神,但同时也暴露了当时的社会对妇女权利与自由的重重阻遏,家长制社会对个人生命和人性的无情摧残。《雷雨》在塑造繁漪这个角色时,对《群鬼》有所借鉴。而《雷雨》超越性在于,“两戏的批判角度完全相反:《群鬼》是从反面,即主人公的逆来顺受展开批判,《雷雨》则从正面极写剧中人的奋力反抗。”海伦虽尝试反抗家庭压迫,但最终仍屈服在了强权之中,相对于海伦懦弱的性格来说,繁漪的身上体现出更加强烈的反抗意识。
《雷雨》中的周萍与《群鬼》中的欧士华相比,则更有着深刻地群体性民族文化背景。从家庭内部看,首先是父辈的重压和封建家庭的陈腐气息;从时代环境看五四个性解放的风气,在周萍这样出身富贵的青年一代身上,就算造就了冲破封建牢笼的勇敢与狂热,但还是一时热血冲动,往往变异为不负责任、不顾伦理的放荡胡为。家庭和时代环境影响,是他们变态心理的催化剂。在周萍身上曹禺寄寓了对民族性弱点的深刻思考,这是《群鬼》所不能及的。
《群鬼》是一部典型的家庭问题剧,它的戏剧冲突集中在海伦与阿尔文、曼德牧师的对抗,但《雷雨》的冲突还包括了社会劳工、阶级矛盾,它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在社会问题处理上的风暴中心集中在鲁大海的身上。鲁大海带领工人进行罢工的行为具有社会象征意义和指导的意义,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新旧阶级的对立,揭露了社会阶层的冲突,揭示了新兴阶级的觉醒和、崛起。这相对于视角仅限于家庭问题与妇女问题的《群鬼》来说,其现实主义的视域与力量要广阔得多。
在《群鬼》与《雷雨》中,性格悲剧的表现是极其突出的,造成人物悲剧性的因素除了家庭与社会的客观环境,究其本质还是人物性格上的缺失,反抗意志的脆弱,斗争力量的薄弱。在《群鬼》中,海伦在婚后一年便发现了丈夫的荒淫无耻,离家出走未果而回到家庭,逆来顺受地尽着一个妻子的义务。《雷雨》中的繁漪虽然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但骨子里仍是懦弱的,现代女性自由的先进思想对她来说反而成了唤醒内心渴望,却遭到现实反噬的毒药。她既有现代女性独立的可能,却又自绝于这种可能。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脆弱。周萍一方面与继母作情感的敷衍,另一方面又在四凤的身上释放自己真实的性灵,他想要离开繁漪却迫于繁漪的“淫威”,他想要与四凤私奔却又不愿放弃上流社会身份,他想要创立自己的事业却又挣不脱父亲的钳制,在周萍的身上,男人的懦弱与自私被表现得甚于女人,曹禺要表现的是普遍的人性缺陷造成了他们的悲剧收场。
《群鬼》与《雷雨》都呈现了命运的主题,但在戏剧情节上作了不同角度的处理。在《群鬼》中易卜生将命运的主题具象成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性格遗传,《雷雨》要表现的是超越于人物本身的不可抗拒的存在。《雷雨》的命运悲剧是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在父子相残、兄弟相争、兄妹乱伦以及看似具有偶然性的必然死亡结局,《雷雨》的戏剧探索表现了曹禺对他心目中宇宙神秘存在的憧憬,命运的不可预知与不可战胜,宇宙的无意志与无目的性安排造成了人的悲剧。
《群鬼》、《雷雨》都利用了“三一律”的表现形式,没有平行的故事和旁生的枝节,让动作集中,仿佛一气呵成。在艺术技巧上,《雷雨》借鉴了《群鬼》的封闭式结构,但复杂结构已经超越了《群鬼》的单一矛盾线索。在戏剧矛盾冲突的安排上,《群鬼》中对抗人物关系主要由阿尔文夫妇的冲突来承载,单一而平面缺乏戏剧张力。《雷雨》的对抗性人物关系复杂多样,富于变化,较之《群鬼》广阔得多,也立体得多。这样的安排,可见曹禺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观察、对民族心理的把握是细致入微的。
《雷雨》的多线条复杂模式有效地营造了广阔的阅读空间,使得作品的辐射面更为广阔,揭露问题更加深刻。由此,达到了相应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