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刘邦在战胜项羽赢得天下之后，为了巩固刘氏皇室的统治地位，与军功大臣订立了“非 刘氏不王，非功不侯”[1]、“非刘氏而王，天下攻击之”[2](《吕太后本纪》，p286)、“非侯不相”的盟约，即所谓“白马之盟”。这个盟约一方面保证了刘氏皇室独享统治天下的绝对权力，另一方面，军功大臣因军功而为侯为相，形成了以丞相为核心的政府权力机构，造成了刘氏皇权与政府权力的分割，从而也就引发了汉初皇权与政府权力为夺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斗争。   
　　一、政治夺权
　　相对于秦始皇确立的绝对专制皇权而言，汉初皇权是一种“共天下”理念支配之下的有限皇权。从实质上看，刘邦登上皇帝位，不过是霸业政治的达成，是以汉为盟主，以各诸侯王国为同盟的反楚联盟的胜利宣言。天下乃是刘氏与刘邦集团的所有成员共同打下的，共同所有的，当然应该共同公平地分配天下。[3] 因此，汉初皇帝为了保证刘氏皇室独享王位权力，在政治上就采取以下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1、重新确立皇帝制度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捍卫绝对的专制皇权和享有天下独尊的地位，而确立了皇帝帝度。皇帝集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于一身，国家的法律、政策，都决定与皇帝的个人意志，正如李斯所说“主独之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在秦朝末期，秦二世在乱世中被迫自杀，公子婴继位，就意识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 2](《秦始皇本纪》，p194)，因此公子婴重新启用原来的秦王名号，不再称帝。
　　刘邦在楚汉战争胜利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恢复了皇帝制度，登上了象征着绝对君主权力的皇位。在接受群臣朝拜时还感慨道中“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2](《刘敬叔孙通列传》，p2102)，随后即颁布圣旨昭告天下“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2] (《高帝纪下》，P56- P 57)，以此来巩固刘姓统治，子孙后人代代相传。
　　2、加强中朝官的权力，削弱相权
　　汉初政权结构是刘氏皇权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府二权并立的，而且中央政府机构中的各级长官都是在共同打天下过程中建立军功的刘邦集团的军功大臣。“相”，一般指中国古代王朝的丞相或职务相当的高级官员。他们是帝王的政治助手，在执政过程中，帝相之间难免发生矛盾，有政治雄心的帝王往往采取限制相权的方式以独揽行政大权。
　　汉初继承秦制，丞相有相当大的权力。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中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汉武帝主持政务之后，有意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他频繁更换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其中有多人被免职或处死。以至于公孙贺得到丞相之位，竟“ 顿首涕泣”，不受相绶，结果引得汉武帝十分不悦，最终也难逃“父子死狱中，家族”[2](《公孙贾传》)之命 运。汉武帝还特意从出身低微的人士中破格选拔用人才，参与国家政治中枢的主要决策，让他们能够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领也往往参议机要。于是，与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亲信近臣构成。汉武帝向政府权力的渗透，主 要是通过加强中朝官的权力，赋予“中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治先做出决策的特权，以逐步分解相权，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 
　　同时，刘邦在铲除姓诸侯王之后，也仿照周代的宗亲分封制度，封同姓族亲为诸侯王，以巩固权力，“以亲屏汉”的目的。他规定“非刘氏不得王”，并要求“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二、经济夺权
　　先秦的时候，政府很少干预经济事务，正如《击壤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古诗源》)。可是，在一元制体制之下，政府极力掌握经济大权，甚至强行干预人民对产业的选择。譬如秦始皇于琅玡刻石云，“上（尚）农除末，黔首是富”，顾名思义就是要重农抑商。同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商业的漠视，政府政策制度的制定者们将当时收入的最大宗田赋交到大司农手中，作为政府机构运作的经费来源；而将山泽池林之利的盐铁等收入交付到少府手中，以维持皇宫日常开销。
　　1、轻徭薄赋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为改变政治、经济的困窘局面，吸取秦亡教训，“反秦之弊，与民休息”。一方面他致力于铲除异姓王，稳定边疆局势，另一方面采取一些轻徭薄赋措施，发展经济。例如，归乡士兵按爵级高低授予田宅，并免除一定的赋税和徭役；少数爵高的军吏成为地主，大部分士兵成为拥有一份土地的自耕农。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地权的非凝固化和地产的商品化，使社会各阶层都梦寐以求地追逐土地，也使地主、国家、自耕农等土地所有制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而相互依存、转化。因此，这也就为土地兼并创造了绝好的条件。例如，商人发财之后受传统思想影响没有象资本主义投资者那样热衷于投资，而是把资本大量往土地转移，即“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使汉初尚不甚烈的土地兼并之风在文帝中期已愈演愈烈，并依然行乘火打劫之术逼得农民卖田宅鬻子孙，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社会危机。但在客观上，随着政府轻徭薄赋政策的推行和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大司农能够掌握的政府经费逐渐萎缩，有利于政府权力的削弱和皇权的强化。
　　2、盐铁专营
　　汉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抑制商业，首创国营事业，将盐、铁等重要工业改为由国家经营管理。盐铁专营的三大政策目标是：充实国库、打击商业资本、政治控制，并且这三大政策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冷兵器时代控制了盐铁，工商业税收也就随之增加，皇室就掌控了经济大权，理论上说就可以控制叛乱，捍卫执掌政权的绝对权力。到汉武帝时，政府不得不依靠向皇帝借钱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开销，甚至军费也要动用帝室财富。“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4]
　　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汉武帝开始直接介入政府日常事务的管理中，皇权的地位也随之开始超越政府权力，成为统治的绝对核心。
　　三、思想文化夺权
　　汉初皇帝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杀戮等残忍手段之外, 还以温情脉脉的权术手段谋求忠诚。突出的事例是推行感恩孝亲制度，以孝劝忠；倡导黄老之学，无为而治。
　　1、推行感恩孝亲制度，以孝劝忠
　　早在汉之前，就有人已经意识到对感恩孝亲行为进行政治利用的价值。春国晚期的韩非子就直接点明了强调忠孝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君主的政权，“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5]
　　汉初盛行的是共同打天下，共同坐天下，共同创业，共同所有之，即所谓“共天下”的理念。为了减少挑战刘氏皇室统治地位的阻力，谋求百姓及群臣对自己的忠诚，就推行感恩孝亲制度，来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关于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6] 关于忠，《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忠，敬也，尽心曰忠。”[7]汉高祖刘邦虽没有能够设计出以孝劝忠的制度，但是近臣陆贾却提出了“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后来，吕后及其刘邦后人都继续推行孝制，“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2] (《高后纪》，P69)，足以看出汉初皇帝对推行感恩孝亲制度的重视。以孝劝忠的策略，把民众的孝亲行为扩大至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之上，以达到唤起全社会的百姓对皇帝进行父母般孝敬的目的，减少百姓特别是功臣挑战皇权的压力。汉初皇帝能够稳坐皇位，持续天下统治，与这些策略的实施有很大关系。
　　2、倡导黄老之学，无为而治
　　西汉建立之初，统治者面临的是一种经济残破，百废待兴的经济形势。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这种经济颓势，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来巩固统治，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恰恰适应了与民休息政策的需要。
　　黄老之学指的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即黄帝和老子，包括修身和治国两个方面，其基础是早期的道家理论，同时又兼采儒家、法家、墨家等各家学说，可以说具有兼采众家的特点。其主要思想是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待时而动”“因时而动”，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因此，它成为了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黄老政治的实施使西汉初社会迅速恢复了元气，据《后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此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刘氏政权得到了巩固。
　　汉初统治者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机构进行的一系列夺权斗争，最终以刘氏皇室大获全胜告终，成为统治的绝对核心，也为刘氏后人统治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9，P1593．
　　[2]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M] ．北京：三联书店，2000．
　　[4]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张觉等：《韩非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719、722．
　　[6][7]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 ．长沙：岳麓书社，1997，P1152、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