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摘 要】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中日两国在受到外辱后，向西方学习进行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面临着同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在改革内容和方式上也有一定相似之处，两次改革都涉及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但改革取得的成效却大相径庭。对比这两次改革可知，学习西方文化不仅要学其表面，而且还要学习西方文化本质的东西。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次改革要从全方位出发涉及各个方面，第三仅凭个人力量远远不够，向西方学习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最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改革要从基层做起。
　　【关键词】 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比较

　　19世纪下半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做出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的强烈回应。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日本出现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洋务运动却以失败告终，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本文拟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双方向西方学习的比较探析中，寻找到学习西方文化的启示。
　　1、 中日进行改革的相似性
　　1.1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相同 
　　1.1.1都处于封建政府反动腐朽的统治之下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都处于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尤其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这种制度下，农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主要对象，农民不仅要向封建地主缴纳实物地租，而且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日本的封建领主、农村商人无视幕府禁止买卖和私人占有土地的禁令，将抵押过期的土地据为己有，或投资开新田，成为新兴地主富农阶层。据估计，在日本，1845年前后，长州藩无地农民约占45%。摄津（日本旧国名在今大阪府兵库县）东城郡关目村，无地农民所占比例，1824年已达56.3%，1838年增至67.8%，1852年更增至70.2%。[1]在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也不例外，清政府由于对外赔款需要巨资以及官吏的贪污腐化，国库日益空虚。因而便大量增加赋税徭役和各种杂征。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导致许多的农民只好弃佃逃荒。一些自耕农日趋破产，土地更加集中。“近日田之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产，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2]农民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广大农民“其得以暖不好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3]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阶级奋起反抗和斗争。农民起义的次数愈来愈多，规模越来越大。1851至1864年，在中国爆发了波及18省，持续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在日本，据日本学者研究，从1590至1867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多达2809起（平均每年约10起）。[4]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愈演愈烈。
　　1.1.2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两国的商品经济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嬗变出资本主义萌芽，并且出现了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手工工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代中叶，到洋务运动之前，资本主义萌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主要形式是商人雇工生产和工厂手工业。在丝织业中，道光年间，南京出现了“开五六百张机床”的机户，雇用大量机工进行劳动，有较细的分工，劳动者已成为雇佣工人，产品主要是商品。[5]在日本，幕末日本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产生在农村城镇。据统计，在多须代管辖内的42个村，1844年有织户322户，织机共1757台，平均每户5.5台。1837年，武藏丝织中心足立郡有一个手工工场拥有织机一百二十台，染缸三百多个。[6]这些都是带有初步分工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日本的诞生。虽然资本主义萌芽存在，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1.1.3民族危机严重
　　19世纪中叶，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自资本主义在欧洲确立统治地位之后便开始征服世界的活动，企图在全球建立资本主义体系。他们挟其商品和武力,“摧毁一切万里长城，”“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7]此时的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仅被迫开国，同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被卷入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漩涡之中。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俄国首先向日本叩关，英美接踵而至，越来越频繁，自1764至1854年的九十年间，共达52次。[8]在中国，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2.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大体相同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两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民族的自强自立，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西方，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日本出现了明治维新。虽然改革发生在不同的国度，但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大体相同。
　　1.2.1练兵制器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9]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后又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1861年采用西法练兵，练兵主要是大量购进西洋枪炮，聘请英法教官帮助训练枪队和炮兵。1862年初，洋务派聘请英国军官训练天津兵勇，并选派京营八旗兵丁到天津一同接受英国军官训练，学习西洋枪炮技艺和西式阵法。淮军各营也“添雇洋人教习，及租置轮船，买用外洋军火，制造西洋炮火”。 [10]李鸿章命令淮军必须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淘汰旧式武器。至1865年，淮军已扩充至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炮队六、七营。装备上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洋务派采用西法练兵，制造或使用西式武器，主要目的既有镇压太平天国的意图，也有抵御外侮的一面。[11]
　　明治政府成立后，积极筹划兵制改革，以强化新建的国家权力，实行征兵制度。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规定凡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在练兵方面陆军参照德国陆军训练，海军参照英国海军建制。与此同时，
　　接管了旧幕府所属的一系列军事工厂，包括关口制造所、长崎制铁所、横须贺制铁所及石川岛造船所等军事工厂。至1877年改组成两大陆军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和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
　　（横须贺海军工厂和筑地海军造兵厂），并将萨长等藩所建火药厂、集成馆等隶属其下，至1884年，这四大兵工厂的职工人数达到6136名。幕末时期，日本兵工厂只能修配，到了1880年前后，东京炮兵工厂已成批制造步枪。[12]通过实行征兵制度和接管旧幕府时期的军事工业确立起了日本近代军事制度。
　　1.2.2聘请外国专家学者
　　洋务派在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过程中为解决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聘用大量外国专家学者担任教习。洋务运动期间，“先后在同文馆执教的外国人共40人，其中英籍23人，法籍9人，俄籍6人，德籍2人”。[13]明治维新时期，同样遭遇人才缺乏的问题。为了加快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明治政府不惜重金雇佣外籍专家、技师和技工，作技术指导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明治初年雇佣外籍人员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14]








　　1.2.3发展近代教育
　　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是从洋务派兴办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的外语学校开始的。洋务派在19世纪60至90年代前期，相继创办“西文”、“西艺”两类学堂约三十七所。[15]在沿海各省均设有洋学堂，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仕学、电气学数门”[16]“西文”学堂是指专门培养外交人才和翻译人才的外国语学校。“西艺”学堂是指专门培养技术（包括军事技术）人才的科技学堂和军事学堂。最早建立的“西文”学堂京师同文馆，即今天的北大。后又建立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一系列“西文”和“西艺”学堂。这些学堂的建立不仅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技术和外语人才，而且促进了近代学堂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日本在教育方面，明治政府把教育改革作为实行各项改革的根本环节和基础，重视本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发展近代教育事业，以期使日本“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7]1872年颁布《学制》，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所中学，每一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全国总计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18]同时为弥补国家经费不足的缺点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私人的积极性创办高等学校。如1882年大隈重信创立的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从而确立起以小学教育为基础，普及初等教育，形成初、中、高三级实业教育网的近代教育制度。
　　1.2.4派遣留学生
　　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19]1872年在洋务派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选送第一批幼童30人赴美国学习，此后三年中，每年选送30人，到1875年共选送120人。清政府不仅派遣幼童赴美国学习，而且还选派优秀学生和艺徒赴欧留学。例如，1876年，福州船政局派出求是堂艺局18名优秀学生赴法国学习制造轮船，12名赴英国学习驾驶，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共派出三批学生共58人。据不完全统计，“洋务派于1872——1896年间派往美、英、法等国学习军事、技术、自然科学等科目的幼童达200余人”。[20]
　　明治维新时期，对外派遣留学生是日本政府实行“文明开化”政策的一部分。1870年大隈重信在《选拔遣欧学生之议》中说：“大兴遣欧学生之举，使之通晓欧洲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制度、文物、学术、技艺以及其它百科，以期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21]1870年，明治政府制定《海外留学生规则》，明文规定“留学生无尊卑之别，上至皇族，下至庶人均可”。1871年明治天皇敕谕华族，奖励留学，明治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正式步入正轨。据统计，1868至1872年间，仅是前往美国留学的就有500人上下。[22]留学的主要专业集中在化学、工学和法学，其次是物理学、矿山学和“诸种技艺”。[23]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致力于海外知识的重点以及对对外派遣留学生的重视。
　　2 、中日进行改革的差异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属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开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虽然呈现出一定的共同点，但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2.1中日对待西学的态度不同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叩开了中国大门，但中国人“天朝上国，华夏至上”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不能正确的对待西学。即使是当时的洋务派也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25]洋务派虽然认识到了中国“火器”之术落后西方，但仅把西方先进的武器和生产技术作为维护早已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手段。因此，他们只能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这就决定了洋务派向西方学习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层面，不可能触及清王朝的统治制度。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便将向西方学习，以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作为它的一项重要的施政纲领。明治政府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政策，不仅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且在积极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改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深层文明，形成日本独有的民族文化体系和科学体系。
　　2.2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程度不同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期，中日都处于封建经济体制下，社会生产力落后。为使国家富强以适应国际形势，两国都积极向西方学习，但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却完全不同。洋务派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尤其是武器制造技术方面，对于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毫无触动。明治政府成立后，为挽救社会和民族危机，全方位向西方学习。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已把它拖累的疲惫不堪，不可能有更多的财力兴办近代新式民用企业。于是洋务派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过程中便引入西方企业股份制度，采取西方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招募私人资本，利用私人资本兴办和经营近代民用企业。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汉阳铁厂等民用企业都是通过招募商股的方式兴办和经营。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管理人员不由政府委派，必须从出资认股的商人中选出；每年所得的利润，先提出一部分作为工作人员的报酬，其余的按照股份多少平均分配给股东。[26]明治维新时期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了《五条誓文》和《政体书》两个作为积极借鉴和学习西方制度文化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内容主要是：政治体制方面学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提出“广兴会议，万事绝于公论”，标榜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日本仿效西方内阁制度建立了内阁，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社会和经济方面提出“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要求变革封建制度，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为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取消关卡和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统一全国货币，兴办各类银行，整顿水陆交通和财政制度。文教方面主张“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注重改革教育制度，大力培养人才。
　　3中日进行改革的启示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做出的反应，对比两国向西方学习的措施及异同，给予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启示。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导致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却一直停滞不前。这就导致洋务派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只注重军事工业，即使后来兴办民用企业也只是为了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燃料问题，没有重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则不同，明治政府实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方针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建立起了以纺织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和以军事为重心的重工业体系。
　　第二、改革需要涉及各个方面，仅凭几个企业无法挽救民族危机。洋务派仅把改革重点放在军事、民用企业和经济、文教的某些方面，企图依靠发展些许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来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挽救民族危机，这种浅尝辄止的改革方式根本就不能涉及全国的各个地区、各个行业，所以无法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明治维新时期向西方学习不仅涉及经济、军事各个行业，还涉及政治、司法等各个方面。因而使日本得到巨大发展从而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要向西方学习就要全面学习，并且吸收其精华弃其糟粕，只注重片面的学习是不能成功的。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改革要从基层做起。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并没有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教训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兴办的一系列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甚微，因此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日本明治政府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发展民用企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任何改革都无法取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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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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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井上清：《日本历史》，闫伯纬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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