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讲完陶渊明的《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忽然想到了魏晋初的竹林七贤：同是处于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为什么陶渊明的生活就像诗，而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就过得那么悲催呢？除开时代的特质，也许还有些其他的因素吧。
　　先说阮籍。阮籍最著名的一个典故是这样的：阮籍经常整一辆小车，里面装满酒，他就躺在车里喝酒，他没有方向，没有目的，随拉车的牛把他拉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一旦牛走到没有路的地方，他就下车，痛哭一番，上车走回头路。
　　阮籍为什么哭？因为他没有路可走。牛车的无路可走是表面的，真正无路可走的是他阮籍自己，他在现实中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在政治上，阮籍是倾向于曹魏政权的，当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之后，作为阮籍来说，他是不认可的，在他的心目中，司马氏是“叛逆”，但是他又不像嵇康那样强硬，和司马氏政权直接抗争，所以，阮籍采用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用一种更为柔和的方式和司马氏对抗。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大致是可以用“对抗”来概括阮籍的生活的。
　　这种“对抗”的生活是贯穿了阮籍整个后期的生活的，在“对抗”的思路之下，任何的事情只有和“对抗”挂上钩——无论是强硬的方式还是柔和的方式——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对于阮籍以及和阮籍志同道合的竹林七贤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是被“对抗”所裹挟的，他们生活的全部方式和目的只有一个，且是唯一的，于是，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词语来概括，他们的生活是“战斗”的生活。
　　那么陶渊明呢？如果也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陶渊明的生活的话，我是会选择“远离”的，但是陶渊明所远离的，并不是生活，而是官场，并且是他自己在诗里所说的“心远”。
　　回顾一下陶渊明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先后五次出来“混”官场，但是又五次或主动或被动的离职，这五次混官场，发生在他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的十二年间，平均两年多一次进出官场，最短的一次，大家都知道，只有八十一天，留下了那句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彻底退出了。
　　一个人如此频繁的辞职，除了实在是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呆着，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了——总不能说这是他的爱好吧。
　　那么，陶渊明的“远离”和阮籍的“对抗”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爱的反面是什么？
　　大概很多人的反应是“恨”。我觉得不是。爱，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种关注，用一句歌词来说大概就是“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那么恨呢？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爱”是把人往好里念，恨呢，正好相反，是把人往坏里念。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爱与恨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且这二者之间最诡异的一点是，爱与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照这样说，“爱”的反面是什么呢？是冷漠。就是“某某地发生了地震，灾害很严重啊！”“哦。我们再去买昨天吃的冰激凌吧。”——连多说一个字都没兴趣。
　　说完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个问题。“对抗”的本质是什么？是关注。从本质上来说，阮籍对官场是关注的，只不过他的关注方式换成“对抗”罢了，所以阮籍是痛苦的，因为他“爱而不得”。
　　而陶渊明呢？从他最后一次离开官场之后，压根就和官场不接触了，就是咱们在上面说过的，他对官场的态度是冷漠的，是毫不关心的，官场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就像是风吹过一样，吹就吹了，然后就过了。
　　我们知道，自孔子以降，儒家的知识分子所考虑的就只有一个问题——如何做官，这样的生活固然是有很强的责任感，也可以很充实，但是它所带来的弊端也很明显——在欲做官而不得的时候就会很痛苦。
　　比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阮籍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他忠实于曹魏政权，当司马氏将权力从曹魏手中“接管”之后，就与阮籍的思想形成了矛盾：如果他不和司马氏政权合作，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就无法实现；但是他选择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就背叛了自己。在这种矛盾之下，阮籍的选择就是逃避，但是以他的身份来说，司马氏又不肯放过他，他又不能硬碰硬的对抗，于是他就只有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其结果就是自己无限地痛苦。
　　竹林七贤除开嵇康，大多都是选择了阮籍的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氏杀掉嵇康，让他们不敢再选择嵇康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竹林七贤大多行为乖张、怪异，大抵都是这样矛盾的产物。
　　但是陶渊明选择的是“远离”，于是陶渊明的生活就充满了“诗性”。
　　也许是因为对于陶渊明来说，不存在一个让他矛盾的根——在他来说只有司马氏政权一个“效忠”的对象，所以他不存在“背叛”的痛苦，只有一个不能实现理想的无奈，但是当人们不再执着于此的时候，也是很容易脱身而出的。于是陶渊明就脱身而出了，他把自己的关注点转移到田园生活上去，换句话说，陶渊明选择的是回归到生活本身。
　　也许有人会认为，回归到生活本身也并不意味着就充满诗性啊。也许是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是这样的呢？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梭罗，其实他的生活也并没有太多可夸奖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的推崇，我觉得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过——我们给生活添加了太多非生活的目的，而梭罗生活的本身就是目的。
　　陶渊明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他种田也罢，采菊也罢，就是源于生活本身，没有那么多功利性的目的蕴含在其中，这样的生活，在被功利性目的弥漫了的人看来，单单是这种纯粹就足以让人向往了，更不用说陶渊明自己还对他的生活做了“剪辑”，把那些不愉快的东西从他的生活中剔除出去（这样说也许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我们之所以觉得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用功利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常态，而陶渊明就是用常态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常态），这就更是让后世的人欣羡不已。
　　回过头来再看看以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们，他们大多数在以自己的方式和那个时代对抗，是的，我们的确会对他们加以褒扬，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追问一句：我们到底在褒扬他们什么呢？
　　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吧。
　　这种姿态有没有价值呢？当然是有的。至少告诉人们，他们对现实不满。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那么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作为旁观者，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了。那么作为竹林七贤们呢？不知道，他们大多都是“述而不作”的，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他们到底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究竟好在哪里，我们依然无从知道。
　　这样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时候单纯的“对抗”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种对抗只是提供了一种“审美”的价值，对于生活的实际来说，是无所裨益的。如果要对抗的话，我更建议选择陶渊明式的“对抗”——建立在“立”之上的“破”才不是简单的毁灭。